▲頻發的校園暴力事件,涉及方方面面的具體問題,有必要通過專門立法來予以明確界定、細化落實。圖/IC photo


河北邯鄲13歲男孩被3名同學殺害一案,引發輿論持續關注。這3名初中生為何會如此兇殘地殺害同學,是否之前就存在對同學的霸凌行為,還需司法機關的調查、審理。


與此同時,幾起初中生毆打同學案也被曝光。據報道,3月18日,山東省濟南市萊蕪實驗中學發生一起男生在廁所被毆打事件,多名學生圍觀拍攝,并將視頻上傳網絡。


同日,一條視頻顯示,3名少年在一片麥田里,對一名倒地少年腳踹、磚塊砸、抽皮帶。被毆少年雙手保護著臉呻吟求饒。


3月19日,河北臨漳縣第二中學狄邱校區工作人員向媒體證實,視頻中少年是該校學生,參與打人的學生和被打學生并不是一個班同學。權威消息源證實,3名學生打人動機是“炫耀逞能”。


今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廳長缐杰在做客最高檢廳長訪談錄時介紹,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呈現新情況,而且,全國面上數據顯示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低齡未成年人占比也有所增加。


學生欺凌、校園暴力是未成年人犯罪的肇始,也是其表現形式。為加強對學生欺凌、校園暴力的治理,我國有必要借鑒《反家庭暴力法》,制定《反校園暴力法》,以專門立法對校園暴力予以精細治理,切實遏止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


當前校園暴力事件仍高發


事實上,過去10多年來,我國高度重視治理學生欺凌問題。


相關標志性事件有,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門發布《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2021年6月1日實施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將治理學生欺凌納入立法,明確要求“教育行政部門應當會同有關部門建立學生欺凌防控制度”。


然而,從現實看,這些舉措并沒有遏止校園暴力事件高發趨勢。尤其是此次發生的3名初中生殺害同學案,讓公眾再次審視近年來學生欺凌、校園暴力的治理成效。


總體看來,雖然《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已經對治理校園欺凌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但在具體執行中,存在“該硬的不硬”,沒有把對未成年人涉嫌輕微違法犯罪的處理納入法律程序的問題。


這可能就需要一部專門的《反校園暴力法》,讓治理學生欺凌、校園暴力的措施硬起來,有更強更具針對性的法律效力。


比如,對于有不良行為學生的教育懲戒以及專門教育矯正,就存在“軟綿綿”的問題。雖然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021年3月實施的《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則》指出,教育懲戒是教師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職權,但教師使用教育懲戒權,卻擔心引發輿情,而對破壞課堂秩序、有不良行為的學生視而不見。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可把有嚴重不良行為習慣的未成年人送去專門教育學校接受矯正,但當前不少地方已經沒有這樣的專門教育學校。而就是把他們送到專門學校,也往往只是短短的半年時間,很快又回到了普通學校。


這些具體的現實問題,有必要通過專門法律來予以明確界定、細化落實。


專門立法有利于精細治理


當前,社會輿論高度關注邯鄲殺害同學的3名初中生,最終會得到什么樣的法律懲處。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事責任年齡做出了下調,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但對于未成年人涉嫌惡性犯罪,輿論呼吁進一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卻不能取消未成年人減輕從輕的“優待”,甚至呼吁取消對未成年人不得判以死刑的條款,也主要是一種出于義憤的情緒發泄,很難得以立法通過。


因為,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規定,對未滿18歲人所犯罪不得判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的無期徒刑。而我國不僅是該公約的締約國,更參與了公約的起草、制定工作,同時也是聯合國大會提出通過公約決議草案的共同提案國之一。


因此,當前真正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對于未滿14周歲,所犯罪行不是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未成年人,現行法律法規里基本沒有什么懲罰措施。


一方面,警方對這類案件不會立案,法院自然也不會進行審理,最多是公安部門和教育部門配合,把過錯未成年人送去專門學校教育一段時間。而現實里,甚至連矯正教育也沒有,更多只是責令家長嚴加管教。


另一方面,受害未成年人的家長要求施害未成年人賠償,也是針對其監護人,由監護人履行賠償責任。這對施害的未成年人來說,仍然是“零處罰”。


顯然,如果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就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加大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罰力度,也難以有效治理校園暴力與欺凌。


怎么辦?可行的方式是,不能因為不追究刑事責任,就不立案、不審理,而應有立案、審理過程。這一過程就是對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過程,讓其知道自己的行為是“有罪”的,而非“無罪”,只是因為年齡原因免于刑事責任。


同時,雖然免于刑事責任,也要通過法院審理,依法判決其接受多少時間的矯正教育,如參加多少時間的社區勞動,必須在社區監督之下完成;以及應該承擔力所能及的賠償責任,如通過自己的勞動打工掙錢,對受侵犯學生做出賠償,而不是全部由其監護人負擔等。


這就可以讓所有年齡段的未成年人都受到更有針對性的法治教育,而不是因為年齡不追究刑責,就沒有這些法律程序,也不承擔任何其他責任。這樣的正式立案、審理過程,也會有效幫助未成年人形成敬畏法律的法治意識。


無論對過錯未成年人的行為事實認定,還是立案、審理的程序規定,以及相應的法律責任確認,可能都需要一部專門的法律來加以明晰。


通過專門立法,不僅能切實保護未成年人不受欺凌、暴力侵犯的權利,同時也可以強化學校、老師以及家長的法治意識,堅持按法律程序來處理校園欺凌、暴力事件,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進行精細治理。


為此,期待對校園欺凌、未成年犯罪的種種現實,能擺脫情緒化爭議,理性地把散見在各種法律規章中的相關內容進行梳理,廣泛征求社會意見,適時制定《反校園暴力法》,把治理校園欺凌、暴力全面納入法治軌道,遏止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


撰稿 / 蔣理(教育學者)

編輯 / 何睿

校對 /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