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了十年編劇后,鄭萌離開北京,到深圳應聘進一家便利店做早班店員,每天早上6點30分上班,時薪22元。

便利店在鄭萌眼里是一個微縮世界,充滿了寓言故事。夾包子的時候,包子太熱,袋子太涼,她總是做不到熟練地一下子放進去,這不和人際交往一樣嗎,只有一邊熱是不行的,她想,還是要和飯團交朋友,透明的包裝袋,既有距離感,又能看清內心。

剛開始跑單時,陳濤像無數的北漂白領一樣,盡管在這個城市里漂浮了數年,但龐大的北京在他腦中并沒有完整的形狀。他從望京一路接單,越走越遠,凌晨三四點,他發現自己跑到了豐臺、昌平……陳濤變成了一個點,帶著五十斤大閘蟹、六個版本的紅樓夢、兩片感冒藥穿梭在一條條陌生的線上,一條直線上有無數個普通的點,但每個都是自由的,不再被困在格子間里。

送外賣三個月后,陳濤已經從白領生活里完全跳出來了。他會和其他配送員一樣,一邊騎車一邊刷小視頻,找不到廁所的時候,會在沒人的樹林里“解決”一下。做這份工作不久,他被導航到漆黑的小路上,摔了一跤,膝蓋上破了一大塊。但他給這份工作打9分,幾乎是上份公關工作的兩倍。

從腦力勞動到體力勞動,后者似乎總會成為人們口中避之不及的人生選擇,但他們拋開了高學歷和看似體面的白領生活,用暫時的逃離做了一場“生活實驗”。

陳濤晚上最常接單的地方是住所附近的望京地區,這里最繁華的辦公樓晚上也燈火通明。新京報記者 侯慶香 攝

時薪11.4元

22點,陳濤把電動車停在望京依然燈火通明的那片辦公樓下,先打開了閃送騎手軟件,他耐心地刷了十分鐘,界面一直都是空白。他又打開了美團騎手軟件刷了十分鐘,除了明早的兩個預約單,零星蹦出的幾個實時外送單,點進去就收到提示,已經被搶走了。  

手機時不時彈出各種彈窗——世界形勢、財經報道、股票走勢……陳濤飛速地刪除這些消息,生怕訂單被人搶走。

3月24日,溫度4-14攝氏度,陣風六級。天氣提示比剛才那些有用。連日的沙塵讓他的電動車覆蓋著肉眼可見的一層薄土,后視鏡上的灰塵更是不知道積攢了多久,幾乎什么都看不清了,事實上,他也很少用到后視鏡。

他的外賣裝備里最新的是花了89塊特意購買的頭盔,買了沒兩天就發現降價了。陳濤有點沮喪,覺得這有點像自己人生的縮影——總是運氣不好。

等單子的期間,陳濤會在路邊用手機看一些有關于社會科學和科幻的書。新京報記者 侯慶香 攝

今年38歲的陳濤畢業于四川大學哲學系。碩士畢業后,他來到北京,先后進入兩家知名媒體做記者,又和行業里許多同事一樣,幾年后跳槽去商業公司從事過策劃、公關等崗位。在過去的十年里,他購買過時興的理財產品,涉足過加密貨幣,在798藝術區投資過一家獨立奶茶店,“非常典型的白領生活”,他這樣形容自己。

但P2P“爆雷”了沒能取出來,和朋友一起創業的奶茶店和在線教育培訓班也關門了,去年年中離職時,公司甚至拖欠了他好幾個月的工資。

入夜后,沙塵小了很多,陳濤把口罩摘到下巴上大口呼吸著,有兩個訂單,他點進去,軟件提示,未繳納100元保證金不能接單。前幾天因為一直搶不到單子,陳濤賭氣把之前繳納的保證金提了出來,現在又不得不再重交。他不死心地打開閃送,依然一個單子都沒有,他計劃著改天把這里的300塊保證金提出來。

22點半,重新交了保證金幾分鐘后,他終于搶到了一份炒面的外送單,送餐點在直線距離4公里外,一單預計收入11.4元。出餐點在一片七拐八彎的建筑一層,長長的走廊兩邊全是緊閉的白色大門,店家會在門旁邊貼上自家的店名,騎手到了直接拉開門走進去報出編號,店家就會頭也不抬地把打包好的食物遞過來。

預計送達時間40分鐘,地圖顯示需要32分鐘,因為搶不到別的訂單,所以時間還算寬裕。之前行情比較好的時候,他順路可以同時接三個訂單,但系統并不會計算進額外兩次取餐時間,超時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陳濤隱約記得這個送達地址,要經過一條寬闊的、兩邊長滿樹木的高速路。大部分情況下,他喜歡這種深夜在馬路上“馳騁”的感覺,電動車最快速度是50公里每小時,他可以一直保持著這個速度,感受風、塵土、月亮和看不到的星星在身邊掠過,路邊的無人樹林也能給找不到廁所的他“幫個忙”。

車速慢下來的時候,他會不由自主觀察路上的人。深夜時段,還急匆匆奔走的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樣的外賣員,時不時會有一些沒接到單子的代駕師傅,年紀比他略大一些,電動車已經沒電了,慢悠悠地在路上蹬著。他說,他感受到“宇宙一樣的孤獨”,“我會不會永遠都這樣,再也爬不起來了?”

導航時不時也會出問題,深冬的一個夜晚,他按導航走錯了路,來到了酒仙橋附近一條河邊,附近沒有路燈,黑夜籠罩著一切,只有寒風和流水的聲音沖擊著他的大腦,身體因為寒冷和疲憊顫抖著,“干脆跳下去算了”,他當時想。

23點,他按時到達了那片城中村公寓。低矮的樓房上貼著出于改建需求,要求居民盡快搬離的通知單。他敲響了門,對方并沒有出來,告訴他放在門口就可以。

整整一個小時,他終于賺到了這11.4元?;氐今R路邊找到了一個附近的美食城,陳濤打開幾個騎手app又開始了新一輪刷新。發現沒有訂單后,他打開了手機上的讀書軟件,自從開始成為配送員,他就這樣在深夜的路邊,看完了幾十本書。

逃離格子間

從2018年到2021年,建筑設計師張海換過六份工作,最長的兩年,最短的只有兩天。差不多的格子間,差不多的大顯示屏,差不多的圖紙,盡管設計的都是龐大建筑,但張海覺得自己被困在方寸之間,日復一日。

從小時候起,張海的家人就在工地工作,年幼的他跟著去過幾次后,對建筑產生了巨大的興趣,他好奇這些華麗的大樓如何從空地上拔地而起,容納他人的生活。高考后,他被山東一所大學的建筑系錄取,畢業來到深圳成為了一名建筑設計師。

一切都順理成章,張海像所有實現了職業理想的年輕人一樣,帶著興奮和熱情開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有時就算老板沒有要求,他甚至會主動加班。

但漸漸地,張海發現這份工作和他設想的并不一樣。時間永遠都是緊迫的,甲方的資金來源大部分都是銀行貸款,每天都會產生高額利息,在這種壓力下,進度自然越快越好。

一個月下來能在晚上六七點下班的日子屈指可數,晚上八九點已經不算加班了,連著通宵兩三天是家常便飯。節假日前一天,甲方發來意見要求在假期結束后完成修改,張海已經習慣了。工作消息要24小時隨時留意、隨時回復,因為每個人的工作都是繁雜環節中的重要一環,誰掉鏈子都有可能耽擱整個工程的進度。

張海記得自己有次終于在一個假期抽出時間,前往深圳附近一個小島上,想要休息兩天。老板的電話突然打過來,問他能不能現在改圖,他無奈地回復自己現在在一個島上,實在沒辦法。班雖然沒加成,但休假的好心情已經完全被打破了,接下來的行程都索然無味。

辦公室里每個人都是緊繃的。十幾平米的房間里大家背對而坐,每個人的面前都是一或兩個大顯示屏,各種線條和立方體冷冰冰地亮著,圖紙雜亂地擺放在各個角落。窗戶被分割成整齊的小格子,辦公室也是,每個人在分割好的工位上,成為大樓里的一顆“螺絲釘”。

工作的時候,大家很少說話,但時不時會爆發爭吵,并不是針對人,都是因為工作。低氣壓一旦形成,就會久久籠罩在不大的格子間里,和做不完的工作一起壓在每個人心頭。

每次參與項目競標都是張海最痛苦的時候。設計方案一版接一版的修改到最后一秒,前兩三個晚上幾乎都是徹夜無休,通宵后還要昏頭昏腦地跟著老板去匯報。每次聽到落選的通知,張海就會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所有的努力都是陪跑,有什么意義呢?

在不斷的自我懷疑和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張海開始失眠、抑郁,甚至產生輕生的念頭。他去醫院看病,只敢跟醫生坦白自己的失眠,希望能得到一些藥物輔助睡眠。他覺得自己成為了一根被扯住的皮筋,不停被拉長,再用力一點就會斷掉,“有時候人就是一個念頭,只要能松一下,就能恢復到原來的狀態?!?/div>

從設計大樓到清掃大樓

2021年,工作了三年的張海選擇了裸辭。他自己一個人跑到深圳東邊的梧桐山腳下的一個村子里租了個小房子,開始學插畫。房間的窗戶正對著梧桐山,小溪潺潺的從山上流下。白天看著青翠的梧桐山畫畫、冥想、讀書,晚上聽著潺潺的流水聲入眠,成了他的新生活。畫累了,他就去爬爬山,玩玩水,偶爾參加一些徒步和騎行活動。

離職后,張海在梧桐山腳下租了一間房子,每天畫畫、冥想、讀書。受訪者供圖

他形容自己是,“試著死過一次后,就把活著的東西都看淡了?!痹谏钲诘臅r候,他也想過要賺錢買房買車,一個月一萬多的工資不知要攢到何年何月,但放下了這些“野心”后,張海覺得,一切都無所謂了。

他設想著能通過畫畫的技能賺一些錢,結果沒能成功。一年下來,2000塊的比賽獎金和700塊的接單費,就是他所有的收入。2022年下半年,他從山里回到了老家廣西,這一年,他沒有上過一天班。

2023年初,張海覺得自己需要找一份工作,重新進入職場,但絕不會再進入建筑行業。他試圖在網上找插畫相關的工作,但沒有得到一家公司的回復,他所居住的南寧設計和插畫相關崗位也不多。

但張海已經放下所謂的“職業夢想”,工作現在對他而言只是謀生手段和生活方式。他偶然看到一家保潔公司在招聘,于是應聘成為了一名保潔員。

本就喜歡做家務的張海在這份工作里久違地找到了快樂。做設計師時,一個月偶爾會有幾天時間能夠在天黑前下班,他不知道突然多出來的時間能用來做什么,只是回到出租屋,機械地刷著短視頻,感覺自己變成了“空心”的。

但保潔是有固定上下班時間的,他能夠在下午五六點鐘后,趁著天還沒黑,讀讀佛教、道教和哲學相關的書籍,“上班不用腦子,下班就愿意動了?!?/div>

做設計師時,張海覺得自己和甲方是“不對等”的關系,簽了服務合同后,“好像是低人一等的”。但面對需要清掃的客戶,他反而感受到了平等,對方付錢,他把房子打掃干凈就可以了,不會有人半夜三點打電話要求他重新把玻璃擦一遍。

張海有時會覺得自己成為了他最愛的動漫人物——哆啦A夢,從口袋里掏出各種各樣的神奇工具,把房子重新變得干凈整潔。從設計大樓到清掃大樓,他反而獲得了寧靜和滿足。

在大小公司輾轉了十年的陳濤給自己做過的工作打了個分,10分滿分,做公關5分,做記者8分,送外賣9分,少的那1分扣在單子越來越少上,而不是工作本身。

陳濤記得自己是村里的第一個研究生,也是第一個在大城市做“白領”的。畢業后,他決定去北京闖蕩做記者,盡管父母只聽說過《人民日報》,但認為從小成績優異的孩子在大城市終于有了一份輕松體面的工作,還能賺不少錢,陳濤卻說,“壓力很大,沒賺多少錢,也沒結婚,我去年過年都沒回家?!?/div>

他很少回憶在商業公司做公關的工作,對他來說幾乎是噩夢一樣的存在。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時,且不固定,半夜三點還在工作也是常事。一篇稿子動輒修改幾十遍,這意味著他會被否定幾十次,那些要求在他看來就是“五彩斑斕的黑”,是無理的。做記者的時候還能創作一些有意義的內容,公關工作不一樣,絕大部分稿件改了幾十遍后,和第一版在他看來區別也不大——都是沒什么意義的內容。

他去獻血,檢查后被告知肝功能轉氨酶過高。他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或許因為每天吃不健康的外賣,也或許是因為焦慮和抑郁導致的長期失眠。他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嚴重的時候甚至會在公司的大廳里罵人。但他無計可施,就算醫院可以開具重度抑郁的證明又怎么樣呢?一篇稿子還是要動不動改幾十遍。

自從送外賣見多了后廚場景,陳濤再也沒有點過外賣了,接一些零散的撰稿、講課的工作,也不會被要求無數次修改。送外賣三個月后,他又去獻了一次血,盡管還是會失眠、熬夜,但這次沒有再被拒絕,“薪水和身體狀態成反比?!?nbsp;

另一種磨損

盡管精神上有所放松,但身體上的疲憊是不可忽視的。

保潔確實是一份耗體力的辛苦活,張海要每天背著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裝著大毛刷、小毛刷、花色抹布、小鏟等各種專業工具,提前上門查看預估工作量后,組長會為每人分配任務,每個角落都需要深度清潔,比如要抬起沙發清潔死角,拆下空調擦洗葉片,清洗油煙機的重度油污,用鏟子去除墻面上的陳年斑點……一旦驗收不通過,就要重來一遍。

有時一天打掃下來,張海覺得自己腿都是軟的,回家倒頭就睡,等著第二天體力重新恢復,開始新的工作。

每天外出工作時,張海的包里都裝滿了各種專業清潔工具。受訪者供圖

鄭萌在深圳的一家便利店兼職一周后,收到了店長發來的消息,“我壓力太大了,你先歇兩天吧”。被“雪藏”了,她說。

但她也確實需要休息,在去便利店打工前,她從來沒有設想過這份工作原來也這么難,甚至開始反思那個驕傲的覺得“誰都能干”這份工作的自己。找一份便利店工作是她設想很久的,但面臨的困難卻是她從沒想到的。

培訓第一天,她就有種“被冒犯”的感覺。培訓中為店員們設置的條條框框,讓她覺得自己是被當作“潛在違規者”。自行購買店里的商品需要把小票隨時擺放在商品旁邊,下班時有開包檢查的可能性,甚至會有檢查人員裝作顧客購物拍下員工工作流程,是否存在違規?有沒有完整說完“六句問候語”?

兩天的培訓下來,就已經走了好幾個新人,但鄭萌還是咬牙堅持下來了。沒想到的是,她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她上早班,每天早上6點30分開始。雞排有鹽焗、地中海、炭烤、奧爾良口味,雞肉串有檸檬和黑胡椒口味,全世界的雞恨不得都被裝在面前這個小柜子里??Х?、包子、豆漿,也全都有不同的口味……顧客的早餐搭配變成了難以預測的排列組合。

還沒等她記住,來買早餐的“白領”們就爭分奪秒地來了,每個人都擺出一副晚幾秒鐘拿到包子,上班就會遲到的架勢,幾天下來,鄭萌一到早上7點半就會準時開始焦慮,“怕給顧客拿錯口味,就像以前交稿的時候怕有錯別字?!?/div>

鄭萌覺得自己仿佛馬上要和夾子合二為一,變成一個夾包子工具。最大的區別是夾子不會喊累,但她干了幾天,大拇指和食指中間的肌肉酸痛到拿水杯都費勁。她問店長能不能歇一天,店長爽快地同意了,說剛做有這些狀況都很正常,自己以前的工作每天要炒兩三百份快餐,慢慢就習慣了。

陳濤最不喜歡送的地點是附近一個別墅區,電動車只能停在門口,因為區域太大,步行送餐要走接近一公里的路程。元旦那天,剛剛過了12點,他接到了這里的外賣單,一份五百多塊的壽司。取餐的是一個年輕男生,祝他新年快樂,送了他一瓶飲料和二十塊的紅包,比他這單的收入還要多。

在離開的路上,他一邊體會著別人的尊重和感謝帶來的成就感,一邊感慨自己應該一輩子都買不起的別墅區里,住的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關于社會,關于職業,畢業于哲學專業的他沒辦法停止這些令他沮喪的思考。

站在別墅區前,陳濤甚至希望自己沒有讀過這么多書,就能不想這么多,全心全意享受這20塊的新年紅包和一份感謝。

90秒紅燈

陳濤和他為了送外賣特意700塊每月租來的電動車,在北京的馬路上永遠全速前進。有時他會抱怨,怎么運氣這么差,遇到的都是紅燈,超時了又要扣錢。一個深夜,他突然意識到,現在的低谷人生就是一個90秒紅燈,耐心等下去,下一次才能是綠燈。

外賣單子越來越少了,送閃送的第一個月,陳濤每天跑四五個小時,也能賺到5000多元。他算了算,時薪說不定比坐辦公室還高,甚至還推薦身邊的人也來跑閃送。但近一兩個月,騎手數量的逐漸增加,他3月份接單數量只有個位數,外賣單子靠拼手速才能勉強搶到幾單。他聽人分享經驗,現在有些騎手甚至會寫代碼腳本,通過科技的手段 “開掛”搶單。

晚上23點,陳濤將這晚唯一接到的外賣單送到了北京五環外的城中村。新京報記者 侯慶香 攝

做配送員,一半原因是他想體驗這種生活,一半是因為他確實面臨“職業危機”,簡歷投了上百份,回復數量寥寥。

但意識到送外賣確實很難養活自己后,他又把生活重心轉移到了找工作上,也會托之前的老師詢問工作機會。和大學時期的導師聯絡時,他搜了碩士同學的信息,發現有人在大學任教、有人考進了體制內,“幾乎都比我混得好”。

陳濤把自己“翻身”的機會寄托在創業上,盡管之前有失敗經驗,但他覺得靠工作是無法“跨越階級”的,可能創業是自己能夠獲得成功最好的出路。工作時,他會邊騎車邊在腦子里設想,開一家公司,專門給別人找丟失的寵物,還可以聯系平臺做成真人秀……

對便利店的這份工作,鄭萌有時會覺得愧疚,她知道自己不會永遠是一個便利店店員,所以并沒有用盡全力。便利店是她的“選擇”,但可能是一些同事養家糊口、賴以生存的唯一途徑。

她坐在蹺蹺板上,一邊是創作理想,一邊是生活,這里只是她試圖找到平衡的一個點。她也會想,如果我的劇本沒有人看得上,會不會以后真的只能在便利店上班?

她自己無所謂,“但如果以后我有女兒了,別人會不會笑她的媽媽沒有出息?”

張海的父母和大部分朋友都不知道他現在的工作,他知道自己很大可能性不會得到支持,干脆選擇了隱瞞。他一直接受的教育都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勞動者就會低人一等,但嘗試之后,他體驗到了“逆行”帶來的幸福感。

在保潔公司工作了一個月后,張海試圖開一個自己的清潔品牌,這樣就能有更多自己的時間,但效果不算太好,他又入職了另一家保潔公司,工作強度比之前那家要小一些,月薪4000元。

能夠養活自己,偶爾的失眠也不再會成為情緒失控的導火索。每天早晨八點鐘,他準時開始打掃第一個房間。

90秒的紅燈后,有人選擇停留,有人尋找下一個路口,但這短暫的停留,都讓他們久違地喘了口氣。

(張海、鄭萌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侯慶香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立軍




我要評論

  • beano 166天前
    我表妹今年大學畢業就直接先去當UP主咯!也蠻厲害的!
  • klam73 166天前
    現在鼓勵自由就業~~
  • 為是 166天前
    不論怎么樣還是在辛苦打工。。
  • 阿阿阿榛 166天前
    這種自由也累人啊~
  • 阿賴 166天前
    一個格子間一個天地,感覺人生被框架住了~
更多評論請在客戶端查看>